内蒙古红山考古发现糜子、谷子籽粒

　　历史如同抽丝剥茧。当蝴蝶破茧而出的时候，你会惊讶于它全新的外表。就像距今5000到6000年的红山文化，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渐渐崭露出的原貌，人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
　　在常规观念中，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距今5000多年，但是红山文化群落的发现把这一历史又向前推进了整整一千年。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曾和我们立足在同一片土地上，尽管中间相隔了不止6000年的时光。
　　去年，国内的专家学者已经召开了一次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在今年8月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会议上，各位专家对于近几年内考古资料、玉器礼制等方面的诸多新发现进行了汇总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终于能够确认，红山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逾十万平方米的巨大的遗址现场逐渐“天下大白”，这里层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古城，有的是原始村落，有的被疑为 “古国”，也有的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王朝”。
　　2002年10月的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刘国祥所带领的考古队踏着前辈们挖掘的足迹，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次发掘中看到了一个令人激动而又惊人发现——这里有一处完整的迄今中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处原始村落。
　　刘国祥说，挖房柱洞时，发现屋里有个凹面，于是就用探铲向下探察，结果向下仅50多厘米，探铲上就发现了骨渣，由此挖下去，竟然是埋在屋里的古人的尸体。
　　渐渐的一个原始村落的形象呈现在了他的眼前，这个原始村落有明显的规划。此次清理出的房址有11座、居室墓葬10座、灰坑12座。已发掘的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地穴系在浅黄色生土上直接挖成，房址排列十分整齐。地面上共有房址150余座，均呈东北-西南向排列，而且横纵观察都呈整齐排列，明显分为三个区。
　　在遗址中，村落里居住的先民显然等级不同，22号房址的主人身份显贵。房址面积最大且有别于其它房址建筑式样。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了不少“宝贝”，3件小型玉器饰品是迄今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由此将中国琢磨和使用玉器的年代上推至新石器时代中期。额顶正中有钻孔的动物头骨、人头盖骨牌饰和1件三角形镶嵌蚌壳的石质人面饰，当即他们就断定这是被认为是研究先民们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和证据。
　　据判断这一原始村落距今约8200年，方圆约10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房址、窖穴和围壕等全部居住性遗迹的“中华始祖聚落”。并且原始村落里丧葬风俗奇特。有三座房址居住面上埋葬着多位死者，在居住面上埋葬多位死者的习俗在兴隆洼文化中还是首次发现。
　　刘国祥说，在当时能有这样气势壮伟、整齐划一的村落，表明中华民族源头还要从8000多年前向更久远的年代延伸。
　　最早的粮食证明这里确实曾经大规模居住过中华先民，而且历史可能早于6000年
　　面对这么庞大的红山文化历史年代的判定以及范围的考察，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于明告诉记者，他们主要采取的是利用已经出土的陶器作为考古断代的标尺：同时也依靠古代遗址中的木材进行年轮曲线比较，研究它砍伐的年代，从而推断出遗址的年代；然而最为先进的就是碳14测定法的引用，根据碳14原子衰变的规律，测定遗址遗物中碳原子的含量，进而推测出它们存在的年代。
　　“而得出的结论是红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突破距今6000年，下限不晚于5000年。年代跨度为距今约6000年到5000年之间，主要的遗存为距今5500年左右。”于明说，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从北边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内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东边直到辽河西岸，南边的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越过燕山山脉达到华北平原，西边为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
　　从2001年至2003年，刘国祥研究员在敖汉旗兴隆沟发掘时，提取了1500多个土样，到实验室进行识别、鉴定，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谷粒。一是糜子，占90%%；二是谷子，占10%%。
　　经过C14鉴定，这些谷物距今7700至8000年之间，这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000至2700年。根据这一发现，专家提出两个推断：其一，这里很可能是这两种谷物的起源地；其二，西辽河上游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
　　外国人的猎奇带动了红山文化的考察
　　1906年的一天，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此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对东亚文化的考古调查上。这一次的目标，是内蒙古南部林西县和赤峰红山地区。果然在这里的考察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收获，6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环绕着石头的古墓，揭开了世界了解红山文化的序幕。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这也使得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没有受到袭扰。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存在着许多无法理解谜团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又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考察活动就这样停止了，直到1930年，中国的考古学家才开始了解到红山文化，开始了中国自己对红山文化的考古调查。不过这也要感谢两位外国考古者留下的宝贵资料，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在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期间，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冬季，梁思永由东北的通辽起程，想要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途中因遇严重鼠疫，梁思永只好临时调整计划，改道东北，并对那里新发现的新时期遗址进行挖掘。由于季节原因、冰冻的土地，使得梁思永多次改变计划，先后对热河、林西等地进行挖掘考察，但也都受到温度影响而被迫中断。不过在赤峰他还是收获了一些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战争：日本人趁机打劫
　　梁思永在结束热河的考古工作后，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日军从东北开始对中国的步步侵略，东北三省、热河等地相继沦陷。而让已经回到北平的梁思永最为担心的消息也随之传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便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的调查中，日本人采集带回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几座青铜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
　　虽然此次调查并未得到太多成果，却引来了日本其他的考古学家，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带领一个所谓纯粹的考古团体，于1935年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3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他们的挖掘还受到的日本关东军的特别关照，给予现场警戒、车辆接送等方便。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据说，那是6月中旬的一天，一个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史前遗址的发现，引起了滨田耕作的高度关注，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他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除了对这些宝物的掠取，事实上在考古学上他们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日本人的考古引起中国专家注意
　　虽然此次日本人的发现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但却引起了中国考古学家极大的注意，作为中国早一代的考古学家，梁思永经过30年代的调查，认识到西辽河流域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已注意到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带研究的重要性，成为较长时期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指导性意见。
　　20世纪50年代，红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轨，并由此确立了该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标志性工作有两项：一是1954年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二是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实物标本，。而六七十年代，对于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四棱山、三道湾、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遗址的调查和主动性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
　　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明确了红山文化祭坛的形制。而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是当时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在各个地点积石冢石棺墓内出土一批具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红山文化玉器，辉煌的红山文化玉雕群最终得以确认，同时还发现女神庙、祭坛、大型祭祀平台等相关遗迹。9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红山文化综合研究水平整体显著提高，同时红山文化玉器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