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日常生活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据地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也开始受到关注。对于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作为构成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主要内容的社会生活，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以半文学、半学术的形式展现了1937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书中过多地运用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还够不上一本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因此，笔者从边区的穿衣、吃饭、娱乐活动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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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边区的吃饭
    （一）老百姓的吃饭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陕甘宁边区粮食以小麦、谷子、糜子为主。据1944年统计，麦类占总耕地面积的23.4%，谷子占22.3%，糜子占13.9%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第95页）。因此，边区的吃饭以麦面、小米、黄米为主，辅以豆类、荞麦、高粱等杂粮。不同地方的农作物结构不同，农家饭的品种也不同，如神府“农作物所占面积最多的为谷子，其次为荞麦，再其次为黑豆，以下为红绿豆、糜黍、高粱、秋麦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24页）。神府农家饭的种类主要有：黑豆糊糊、炒面、窝窝、散面、稀饭、捞饭、馍、豆面条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0~71页）。关中、陇东农作物以小麦、糜子、谷子为主，主食与陕北有所不同，关中分区新宁县民食以小麦为主粮，杂粮为辅（宁县志编委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0页）。
    抗战时期的边区，农村经济十分贫困，农村的饭食十分简单，基本特点是过节时稍微吃好一点，农忙时吃稠点，农闲时吃稀点。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神府县中农家庭只有在正月初一至十五、廿三，二月二等节日吃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有羊肉或猪肉；农忙季节每日3餐，吃稠些；农闲季节每日2餐，吃稀饭。“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而“贫农吃得比中农差些，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2页。从吃的食物来看，边区普通农民的食物以杂粮粗食为主，即使过节和农忙时食物比平时好不了多少，而且很少有细粮和肉食。这说明抗战时期边区普通农民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许多农民连一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张闻天调查时，正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1941年公粮实征占收获量的13.85%，比 1940年高出2.2倍；1942年虽降低为11.14%，但仍比1940年以前高出许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152页）。因此，边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富民政策，部分农民变成了新富农，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如延安的“曹守富种庄稼五十垧（1垧约为3亩，下同--笔者注），张作新种庄稼三十垧，两家都兼贩卖牲口，他们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延市通讯：《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解放日报》1943年6月 18日）。但在边区乡村能过上这样生活的农家毕竟是极少数。
    （二）党政机关的吃饭
    抗战时期，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学校是供给制生活，吃饭以小米为主。按照规定，供给的标准是：“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舒湮：《战斗中的陕北》， 文缘出版社， 1939 年， 第14页）。马列学院供给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在供给制下，党政机关的吃饭比民众质量高了不少，如延安女子大学一日三餐是黄米饭，有干白菜，菜内有肉，每周可吃一顿白面馍（武听琴：《忆延安女子大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自然科学院吃大灶的供给标准是每天口粮1斤小米，“每周吃一两餐白面馒头或包子，也有吃肉的时候，伙房喂了猪、羊，可以额外增加一些肉食。有时每日也吃两餐干饭”。（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473页）。供给制的生活反映了抗战时期延安“小米加步枪”的时代特征。
    1941年和 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干部、战士、学生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最困难时，359旅也学习当地老百姓的饮食方法，“由吃小米饭改为吃'豆杂杂'、' 饸饸'与'和合'饭”。依农时和劳动量大小调整就餐次数，农忙时3餐，农闲时2餐。（陈俊岐：《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 163页）。这是延安最困难时期机关部队的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与乡村农家生活相比，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要稍好一些，除小米外，还可以吃上白面、肉、鸡蛋、菜蔬等。大生产运动后，机关、部队、学校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1943年1月至9 月，中直、军直机关吃大肉12.8万斤，牛肉0.6万斤，羊肉1.5万斤，（《中直军直展览会结束》，《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合计 17.9万斤。359旅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为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499页）。这样的生活是当地的普通百姓无法相比的。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党政军学等人员吃饭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按照供给标准，小米，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3斤，部队每人1.8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供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供肉2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二是依照本机关的生产情形，生产努力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品之外，还有多余，可以用在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或者每人多吃几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三是看个人生产的情形，个人生产好的吃得比较好，差的吃的较差一些（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第76页）。因此，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工作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比规定的供给标准要高一些。此外，还有些不正当现象，边区的个别机关、部队、学校不顾边区政府禁令，偷宰老百姓的耕牛。（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40页）。
    据有关资料披露，边区政府机关按照行政级别和资历的不同，在吃饭方面分小灶、中灶和大灶三个标准。其中对小灶、中灶、大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有具体规定，招待不同级别的客人吃饭的标准也有差别。1943年随着边区经济的好转，提高了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规定“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猪肉。3、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猪肉。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2），甲3，内部馆存本，1994年印行，第1页）。这些规定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在食物供应上的差别，也反映了边区党政军机关与边区农民之间生活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平时宣传的也有一定的差距。